魏城：曾经是进步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科技业，在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内右转，但如今右转大潮中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回流。
文 | 魏城
看了这个标题，你可能会感到诧异：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硅谷是全球富豪最集中的地方，富人天生偏右，至少美国科技业高层本来就是右翼人士云集之地，何来“右转”一说？
然而，问题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长期以来，硅谷（这里指超越美国加州圣克拉拉谷这一地理范围的更广义的美国科技业）在政治光谱上其实有着相对丰富的颜色：硅谷在经济上偏市场自由主义，但在社会议题上长期偏向自由派，因此整体呈现出一种“经济右、文化左”的混合倾向。
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时期，他频频造访北加州，与科技巨头们闭门共进晚餐，将他们誉为变革的先锋。那时候的硅谷，是一个将自由主义、多元包容与科技乐观主义完美融合的进步主义堡垒。
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不远的过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硅谷的大多数科技领袖和投资巨头都倾向民主党，这一年科技行业的政治捐款中，超过90%流向民主党，在硅谷核心的圣克拉拉县，超过70%的选票投给了拜登。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网飞董事长里德•哈斯廷斯、太阳微系统共同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等科技界重量级人物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重要金主。到了2024年大选初期，他们仍然通过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向民主党阵营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在2020年大选结果揭晓后，特朗普公开否认选举结果，并连续数周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抗议。最终，202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上，硅谷的科技巨头们作出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联合表态。
事件发生后，当时的推特管理层率先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的个人账号，理由是其言论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紧接着，马克•扎克伯格治下的Meta也无限期暂停了特朗普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账号。包括苹果、谷歌以及亚马逊在内的其他科技核心企业，当时也纷纷通过下架相关右翼社交应用或暂停政治捐款等方式，向外界传递出一种清晰的信息：硅谷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鸿沟。
硅谷在2024年的右转，既受全球政治大潮右转的裹挟，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种趋势，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全球首富马斯克。
马斯克帮助特朗普“二进宫”的故事，如今已经家喻户晓。但其实马斯克也不是一开始就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的人。
马斯克早年自称独立派，在之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过奥巴马和希拉里，2020年大选，马斯克投的也是拜登，甚至和特朗普隔空对骂过。但他后来被拜登政府冷落，白宫开新能源汽车峰会，却把特斯拉拒之门外，加上一堆监管官司，他索性跟民主党公开决裂，摇身一变成了特朗普身边的大红人。
更早抱团转向的是风投巨头马克•安德里森和本•霍罗维茨，他们以前多给民主党捐款，这次却因为反感拜登政府在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监管上的政策，公开宣布倒向特朗普。
至于其他几位科技业大佬，与其说右转，不如说是向现实利益低头。扎克伯格在2024年写信给国会，承认当年受拜登政府施压删了帖，还破天荒夸特朗普遭枪击后挥拳很硬气。贝佐斯据报在关键时刻亲自叫停了旗下《华盛顿邮报》为哈里斯背书。而库克和黄仁勋作为硬件巨头，更在乎关税和供应链，他们从不公开站队，但私底下都在小心翼翼地和特朗普新政权套近乎。整个硅谷的转向，其实就是一幅由个人恩怨、政策反弹和商人算计拼出来的世相图。
确实，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科技业许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和科技创始人纷纷右转，支持共和党，讨好特朗普。
此外，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商业技术（例如无人机和卫星通信）的战略价值，也促使许多科技创始人转向国防科技领域，这种转变加强了他们与五角大楼以及支持强大军工复合体的右翼政治平台的联系。
硅谷右转如此明目张胆、讨好特朗普如此低三下四，如今连扎克伯格曾经的副手、前Meta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都看不下去了。
这位被扎克伯格挖走之前曾经担任过英国副首相的前政客，最近批评说，包括Meta在内的一些硅谷公司是为了“相当自私的动机”而拥抱特朗普式的右翼政治的，那些过去远离政治的硅谷大佬们不仅在政治上右转，他们推出的产品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以人为本，转变为更加注重算法推荐的合成内容”。克莱格在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三个月后离开了Meta。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许多硅谷大佬在2024年右转？
美国记者雅各布•西尔弗曼（Jacob Silverman）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贪婪。
西尔弗曼曾经在去年10月出版过一本名为《镀金愤怒：埃隆•马斯克与硅谷的激进化》的书，他认为，十年的免费资金将科技界的乌托邦主义者变成了权力掮客，并让特朗普成为了他们意想不到的盟友。
“我了解到了这个由金融家、风险投资家和科技巨头组成的新阶级在创造任何持久事物方面的失败，”他在这本书中写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金融工程发家致富的，这是内部关系、对法律和税收漏洞的巧妙利用，以及可用于豪赌的巨额廉价借贷资金的结合体。”
西尔弗曼认为，当零利率政策的狂欢结束时，这个新阶级的成员以愤怒做出了回应，继而转向政治诉求，他们认定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提供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所需的一切。
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我认为，硅谷右转的原因，除了商业利益之外，也有其意识形态的底色。
首先是硅谷对政府监管的本能上的抵制，美国科技企业、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领域的企业大佬们，多数都要求政府放松对他们的监管，他们对反垄断诉讼和严格的联邦监管日益不满，认为进步主义的政策直接威胁到行业创新和企业财富；
其次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党的分歧，许多科技企业创始人感到与西海岸进步派势力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格格不入，这些进步派倡导工会化和财富再分配，这引发了“言论自由绝对主义”的复兴，并导致科技精英对政府干预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
针对那种认为硅谷右转错在民主党、因为他们疏远了科技业里那些“坚定的进步主义盟友”的观点，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撰文写道：“复杂的政治很少能归结为谁该受责备的简单故事”，他认为，真实的原因是，技术与民主脱钩后，民主党走向严格监管，某些科技大亨则转向企业威权与国防军工，双方因各自内部的危机而关系破裂。
不过，硅谷并非在2024年集体右转，许多主要捐款人仍然支持民主党，如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执政的特朗普行政当局和主导国会的共和党的政策失误和日益不得人心，硅谷右转的趋势如今还出现了某种逆转。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文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指出，在明尼苏达州发生的涉及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执法的枪击事件引发了科技界的强烈反弹。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说，要警惕“我们在明尼苏达州看到的恐怖景象”，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则对公司员工们说，ICE“走得太远了”。
当然，如果今天硅谷大佬们确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其动机也是商业考虑。
科特金指出，在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民选官员是共和党人，而民主党人占了70%以上，在美国国会，没有一位来自硅谷的共和党人，所以，“与温和派民主党人结盟可能是硅谷大佬们留住利润的最佳方式。”
一个更近、也更为有趣的例子是：6月5日，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支持一项激进提议，主张让OpenAI等公司向美国人民交出股权，这让AI行业中的许多人措手不及。
在特朗普发表这番评论前不久，硅谷风险投资家、亿万富翁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曾在一篇帖子中激烈地反对这项提议，他这样写道：“将AI国有化将会加速我们本已滑向的政企融合。”
支持科技发展的美国创新基金会（Foundation for American Innovation）AI政策主管塞缪尔•哈蒙德（Samuel Hammond）也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入股领先的AI实验室，反弹可能会更加广泛，未能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和公司都可能发起抗议。
据报道，那些原本公开倒向特朗普的科技大佬们，如今又开始悄悄向温和派民主党议员示好，试图阻止特朗普政府对AI的国家化倾向。
讽刺的是，硅谷右转趋势这次出现“逆转”，仍然不是因为理念，而是因为利益再次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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