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临终前，向聂元帅提出要求：“请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钱——我的前妻，我亲爱的弗朗西斯，我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人。希望我死后，政府能给她拨一笔钱，用作她的生活费。“
1939年11月，中国河北一个寒冷的小村庄里，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因在手术中感染，这位高明的外科大夫已无力救治自己。
在意识尚存的最后时刻，他向来探望的聂荣臻元帅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
希望在他死后，能设法给他远在加拿大的前妻弗朗西斯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这份临终的牵挂，像一束微弱却执拗的光，照亮了这位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著称的国际主义战士内心深处，那份属于普通人的、深藏已久的温柔与遗憾。
白求恩对医学的执着，源于他早年的经历。
1890年，他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并不富裕的牧师家庭。
体弱多病的母亲时常被咳嗽折磨，是他的医生祖父用医术缓解了母亲的痛苦。
童年时，他是祖父乡间诊所的常客。
在那里，他既看到了医学的力量，也目睹了人间的无奈：
富人能用钱换取健康，而穷人则在病痛与贫穷中挣扎。
一颗种子就此埋下：他要成为医生，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经历，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
战地医院的简陋与伤兵的惨状，让他痛彻地意识到，医学的终极意义在于拯救生命，尤其是那些平凡而宝贵的生命。
他凭借天赋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胸外科医师，甚至在身患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时，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奇迹般痊愈并由此在医学界成名。
然而，就在他职业生涯上升之际，爱情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闯入。
在英国爱丁堡，备考大学的他，遇到了来自富裕家庭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
他三十三岁，前途未卜；她二十二岁，真诚热情，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虚伪。
他的理想主义吸引了她，她的活力则照亮了他略显单调的生活。
尽管遭到女孩家庭的强烈反对，他们依然选择私奔，远赴美国，在清贫中开始共同生活。
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白求恩开设了服务平民的小诊所，践行理想。
弗朗西斯则从贵族小姐变成了精打细算的主妇。
然而，命运的考验很快来临。
白求恩被确诊肺结核。
出于深爱和不愿拖累，他做出了痛苦决定：主动提出离婚。
他告诉弗朗西斯，若他能活，再续前缘；若他死去，她应去追寻新幸福。
这份在绝境中推开所爱之人的“牺牲”，体现了他性格中刚烈乃至固执的一面。
万幸，他赌赢了，新疗法救了他的命，也成就了他的声誉。
功成名就后，他寻回弗朗西斯，两人再度结婚。
但破镜重圆，裂痕犹在。
此时的“白求恩医生”已不仅是一位名医，更在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后，于1935年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将个人事业与更广阔的人类解放事业相连。
他越来越忙，奔赴西班牙内战前线，组织流动输血队。
他的世界越来越大，留给家庭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弗朗西斯理解并钦佩丈夫的理想，但她同样需要陪伴。
最终，她发现自己无法与丈夫那吞噬一切的“事业”共享人生。
深爱，却无法承受长期的疏离，她再次提出了离婚。
白求恩沉默地签了字。
他或许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在拯救世界的宏大使命与经营一个小家的温暖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对弗朗西斯，他怀上了一份基于深爱却无力弥补的永恒愧疚。
带着这份未了的情感，也怀着更坚定的信念，白求恩于1938年初来到烽火连天的中国。
他拒绝留在后方，坚持“医生应该和战士在一起，到前线去”。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创造了惊人的纪录：
曾连续工作69小时，完成115例手术。
他不仅亲自操刀，更致力于建立战地医疗体系，培训人员，编写手册。
他的“移动输血”理念，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挽救了无数生命。
他将自己的技能、金钱乃至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然而，危险无处不在。
1939年10月，在一次紧急手术中，他的手指不慎被划伤，引发致命感染。
弥留之际，他写下了著名遗嘱，交代工作，捐赠所有物品。
而遗嘱中最私密、最柔软的部分，便是对前妻的挂念与托付。
他最终遗憾的，并非个人生死，而是对那位曾将青春与爱奉献给他，却未能被他好好陪伴的女人的亏欠。
白求恩于1939年11月12日逝世。
伟大的奉献者并非没有个人的情感与遗憾。
恰恰相反，正因他们对“人”怀有最深切的普世之爱，这种爱才会既磅礴到足以跨越国界，也细微到在生命最后一刻，仍惦念着一个具体的、他曾亏欠过的名字。
他的故事，是理想照耀的一生，也是一段凡人情感在宏大历史中幽幽回响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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